1937年陈独秀出狱，提出想去延安工作，毛主席：先承认当年的错误

陈独秀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非但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有所记载，今年又因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再次走进了广大民众的视野。

1932年10月，已经脱离我党的陈独秀因发表反蒋抗日的言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直到五年以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当局才将其释放。

然而陈独秀即使身陷囹圄依旧心忧国事，在他出狱后不久，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到延安参加工作，共同抗日，不过毛主席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说道：“回来可以，先承认当年的错误”。

陈独秀

可习惯了做“封建大家长”的陈独秀在听到了毛主席提出的“条件”后，为了自己的面子，当即扬声说道：“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此后，中共中央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曾多次派我党重要领导前去劝说陈独秀承认错误，可他却一直不肯公开宣布，直到一次事件后，陈独秀彻底失去了信心……

毛主席所说陈独秀犯的错误到底指的是什么？他和毛主席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晚年的他生活如何呢？

毛主席

关于陈独秀和毛主席及我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从他创办《青年杂志》时讲起。

“对毛主席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人”

陈独秀，原名乾生，谱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于1879年10月9日出生在安徽怀宁县（今属安庆）的一个文人家庭，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

戊戌变法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愈发觉得腐朽的清王朝已经不可救药，随即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之后，陈独秀远赴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以期寻找救国的良方，而“独秀”这一笔名也是于日本留学期间在近代著名刊物《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时开始使用的，此名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甲寅》杂志封面

1915年9月，陈独秀回国后不久当即在上海创办启蒙刊物《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以“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唤醒民众的思想，以达到“制度革新首先要思想革新”的效果。

而此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的毛主席也随即接触到了《新青年》杂志，并且对陈独秀很是敬仰，据他后来回忆说：“我之前一直是十分推崇康（有为）、梁（启超）的，不过在《新青年》发表之后，陈独秀就成了我的楷模。”

随着《新青年》影响的逐渐扩大，两年后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为了革新北大的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主动邀请当时正在北京处理《新青年》经费问题的陈独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一职。

蔡元培

陈独秀来到北大后，和蔡元培一起制定改革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北大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他又邀请钱玄同、鲁迅、李大钊、胡适等具有新思潮的文人担任了《新青年》的编辑，新文化运动很快就以北京为中心，迅速传遍了全国，举国为之一振。

1918年8月，毛主席带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知识青年前往北京筹集经费，来到北京后，为了生存，在恩师杨昌济的介绍下，担任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一职。

正是在北京的这几个月里，毛主席结识了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而要说里面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陈独秀。

这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正和往常一样在图书馆阅览室整理书籍，就在此时，一位目光犀利、举止得体的中年人笑着走了进来，此人就是陈独秀。

李大钊

陈独秀来这里是要和李大钊探讨北大文科改革的相关事宜，而就在谈论的时候，陈独秀无意间注意到了旁边身材伟岸、浓眉大眼的毛主席。

李大钊见状，当即笑着说道：“来，仲甫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咱们《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的二十八画生，他叫毛泽东，字润之，来自湖南，是个很有见识的年轻人！”

毛主席一听眼前的这位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还没等李大钊介绍，毛主席就立马给陈独秀行了一个学生的礼节，然后激动地说道：“仲甫先生您好，我叫毛泽东，我是《新青年》的忠实崇拜者！”

陈独秀随即和毛主席进行了愉快的交流，他对毛主席的健谈和言语间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很是欣赏，他觉得毛主席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毛主席更是对陈独秀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他对时局的精辟见解十分认可。

这天回到住处后，毛主席还兴奋地对杨开慧说道：“我今天见到仲甫先生了，他见解独到，敢作敢为，来北京这些天，恐怕他给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杨开慧

二人的初次见面虽然时间很短，可还是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以后，一位名叫斯诺的美国记者采访他时，毛主席还认真地说道：“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不久之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传到了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随即展开，而陈独秀便是此次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通过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极大地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种子在乡野间扎根生长，而陈独秀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标杆，一时备受推崇。

而陈独秀发表的富有战斗精神的言论和文章也让此时的毛主席耳目一新，他更加以陈独秀为榜样，而在陈独秀后来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以后，远在湖南的毛主席更是多次组织湖南学生积极响应营救陈独秀的号召。

青年毛泽东

当时，毛主席甚至在《湘江评论》上称陈独秀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并公开说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以此表示了对陈独秀的极大尊崇和肯定。

1920年2月初，陈独秀为摆脱北洋军阀的监视和迫害，在李大钊的护送下准备秘密前往上海避难，此时的他已经对北洋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决定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北洋政府的统治。

于是，在两人前往天津，准备从天津登船前往上海的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立誓，相约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几个月后，毛主席带领部分请愿群众来到北京开展“驱张运动”，随后又亲自前往上海为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

6月中旬，毛主席在上海专门拜访了陈独秀，在这里陈独秀将陈望道刚刚翻译好的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递给了毛主席翻阅，并且给他系统地讲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这对毛主席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将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事告知了毛主席，并告诉他要从全国范围内看问题，不能只把眼光局限于湖南一隅，随后又把在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任务委托给了毛主席，充分体现了陈独秀对毛主席的认可。

其实，早在毛主席创建《湘江评论》和领导“驱张运动”的时候，陈独秀就看出了他的才干，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在里面对毛主席等湖南有志青年表示了极大的肯定。

《湘江评论》

此后，陈独秀连续担任了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的最高领导人职务，而毛主席也经常在工作中和他探讨革命的前途问题，并且认真地履行陈独秀交给他的任务，两人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然而就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陈独秀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犯下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和毛主席从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革命路上犯下的一些错误

1927年7月，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不过才六年的时间，年轻的党在早期缺乏一定的独立性，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往往会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和制约，因而具体实行起来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随着汪精卫在这月15日也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紧接着，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层，此后开始隐居上海，不久后就因在中东路事件中的言论被移出了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

其实，陈独秀当时主要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这种错误除了他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之外，还有性格和国际环境方面的原因。

早在陈独秀开始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在党内的权威就基本无人敢与之挑战，在革命的前期，有北方的李大钊给他提醒，加上他原本就斗志昂扬，所以为建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随着陈独秀连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他的“封建大家长”的态度再次暴露无遗，在党内他往往不需要经过讨论就可以决定一件重大决策，这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陈独秀十分依赖共产国际的帮助，在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之时，他非但没有听从毛泽东、周恩来保存我党军事力量的主张，反而一味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国民党进行妥协。

青年周恩来

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陈独秀依然没能及时认清现实，天真地把国共合作的希望寄托于早已做好叛变准备的汪精卫，并在中共五大召开时，甚至当场号召我党人士主动把枪交出去，因为他的一连串错误指挥，给我党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

所以，在八七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系统而针对地批判了陈独秀的一系列错误思想，往后十年间，毛主席一直认为陈独秀应当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

然而这些还远非开篇中毛主席提出的陈独秀“当年的错误”，陈独秀此后的一次错误行为才是当时毛主席提到的重点。

原来，陈独秀在隐居上海后不久，因为反对王明提出的极左路线，竟然主动联系一些我党成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派），并且亲自担任该派的总书记，这严重违反了我党的纪律。

王明

可没过多久，陈独秀就发现了托派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结果他就主动辞去了书记一职，成为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自由民众，但脱离托派之时并没有公开向我党道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独秀无法控制内心强烈的爱国热情，当他看到蒋介石大权独揽后仍不思抗日，保家卫国，反而以“剿共”为第一要务，陈独秀对此十分愤怒。

于是，陈独秀在报纸上接连发表了十几篇公开斥责蒋介石的文章，并号召国内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1932年10月，蒋介石就以“危害国民罪”将其逮捕。

然而陈独秀此时即便没有了权力，但他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一时间向蒋介石抗议的电文接连不断，而蒋介石却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想法，一气之下将陈独秀判了十三年，而陈独秀即使身在狱中，也没有感到任何的畏惧，依然在坚持大骂蒋介石。

蒋介石

当国民党特务向陈独秀问罪的时候，陈独秀从容不迫，昂首喊道：“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后来，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进行了伟大的长征，保存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底，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不久后，在我党的协调下，国共双方就开始了第二次的合作。

而陈独秀作为曾经我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提前释放出狱，陈独秀在狱中的时候就一直关心着国家大事，他每每听到红军打胜仗的消息后，都对毛主席的领导表示了肯定。

毛主席

所以，陈独秀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我党申请前往延安参加工作，但因为他此前加入“托派”的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党的原则，中共中央对他的请求做出了慎重的考虑。

最终，毛主席决定还是再给陈独秀一次机会，毕竟他也是对革命做出过大贡献的人，在和张闻天商量之后，毛主席决定派人告知陈独秀回来的前提。

毛主席严肃地说道：“回来可以，一定要让他承认当年加入托派的错误！”

而陈独秀听后，却十分生气，一向好面子的他怎肯当众宣布自己的错误，更何况他早已脱离了托派的组织，于是他向前来传达意见的叶剑英斥问道：“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当时，毛主席为了展示我党广阔的胸怀，还专门指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在这年11月20日发表了一篇名为《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文章。

文章中写道：“对于陈独秀先生重获自由一事，党内同志都为其感到庆幸，希望陈独秀先生能虚心承认自己的错误，重振往日的革命热情，再次回到我党的队伍中来。”

即便在毛主席收到叶剑英的回信以后，也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拒绝而感到生气，为了尽最大的努力，毛主席又让我党元老董必武亲自前往南京劝说陈独秀。

董必武对陈独秀说道：“仲甫兄，组织上诚心希望你能回来，你不公开道歉也行，哪怕写个书面检查也可以，万望兄能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

董必武

可陈独秀却没有答应，他直截了当地说道：“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尽管陈独秀再三拒绝承认错误，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依旧没有放弃劝说他的努力，然而就在这年年底，一起事件使陈独秀对回到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

原来，在苏联待了几年的前中共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他严词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回到党内，并且还诬指陈独秀为“日本间谍”。

这让刚刚前往武汉的陈独秀十分恼怒，他误以为这是中共中央集体的决定，一气之下举家迁往了四川江津，甚至还为此一度断绝了和我党的来往。

而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却十分开心，他经常派人前往江津游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或者公开发表反共的言论，可陈独秀始终都是一个正直的人，即使在和毛主席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攻击过毛主席和共产党，所以，他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

同样，毛主席在指出陈独秀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也一直肯定他在1927年大革命之前为党和国家做出的卓越贡献，毛主席也一直没有忘记过他。

在陈独秀的晚年，毛主席还专门让周恩来托人赶往江津去请陈独秀回到延安，此时的陈独秀早就已经释怀，但他却笑着对来人说道：“中共中央里除了润之、恩来，已经没有几个我认识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死了，我也‘落后’了，去了还能干什么呢？你走吧。”

周恩来听到消息后只好作罢，在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经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而且贫病交加，但他却从来不接受任何官员的馈赠，因为他觉得那是施舍。

不仅如此，已经60多岁的陈独秀依然在为抗日做宣传，依然在在关心着国家和百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光明正大和公正廉洁也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普遍尊重。

1942年5月27日，心力交瘁的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享年63岁，而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再次吟诵了曾经在狱中写下的诗句：“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照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以此表明他对这个国家的深沉的爱。

后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还专门指出“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很大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与他身边的李大钊等人是在当时起过很大作用的，通过他们，我们才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我们都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以此肯定了陈独秀的功绩。

毛主席

建国后，毛主席在安徽安庆考察时，还专门向当地领导询问了陈独秀老宅的具体位置，并且问及了他的后代的生活状况，当得知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生活有困难时，毛主席还特意让当地政府予以照顾。

毛主席在指出陈独秀革命后期所犯错误的同时，也从不否定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五四运动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伟大历史贡献，中肯而生动地评价了陈独秀的一生。

毛主席

毛主席这种辩证的观点值得我们学习，而陈独秀为了国家的未来，探索、奔走一生的努力也应当被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