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中美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要有紧迫感危机感

　　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要秉持“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迈气魄。

　　的确，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精神风貌，是我们迎战困难挫折，创造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试想一下，一个天天焦虑叹息，走路蔫头耷拉脑的悲观主义者，又怎会努力拼搏？

　　但同时，“过犹不及，凡事一分为二”，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过度的自信会蜕变为自负，而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我陶醉”，同样要栽跟头。社会生活如此，国家间交往亦然。

　　在当前的国际交往，尤其“博弈正酣”的中美关系之中，我们当然要充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时时牢记警醒，“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换言之，我们要在肯定自身成绩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本国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既要避免自高自傲，又要防止被他国“捧杀”。对此，久经国际风云洗礼的龙永图先生，就曾发出忠告：“中美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对此要有紧迫感危机感”。

　　龙永图

　　一、近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动态探析

　　和我们中国类似，美国经济发展的地域间差异，也十分显著。当前美国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主要集中于东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其中，中西部是美国传统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生产基地。而东南部则以医药卫生、旅游休闲产业闻名于世。

　　在美国诸多大城市中，洛杉矶，纽约，旧金山等是美国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其中纽约更是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魔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国家经济社会风貌可谓是“改天换地”。

　　然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仅有的“超级大国”美国，还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差距。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视角，简要梳理一下美国近代经济的发迹和繁荣的历程。

　　众所周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野蛮侵略扩张史——欧美国家通过在广大亚非拉建立殖民统治，掠夺财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同样，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上帝选民”，美国的繁荣兴起也离不开战争和侵略。

　　前殖民地时期，整个美洲大陆都是“印第安人”、“伊洛魁人”的居住地。这些居民基本停留在“农业文明”甚至“采集渔猎文明”的时代，其经济部门以农业和畜牧业等为主。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一批欧洲“清教徒”，乘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北美大陆。

　　他们开始用来自欧洲的工业品，与当地土著进行货物贸易，从而开启了美洲大陆“国际货物贸易”的先河。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液”，贪婪无度的资本家，自然不会满足于正常的商品交易。

　　他们对着这片大陆原有的主人举起了屠刀，侵占了他们的土地。然后通过罪恶的“三角贸易”，在美洲大陆起了大型的农场牧场，从广大奴隶身上“敲骨吸髓”，牟取暴利。

　　1776年正式成立之后的美国，则是通过宪法的形式，把原有的13个殖民地，联通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从而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例如，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最高建立和完善了“国债制度”，在为国家建设和工业发展筹集资本的同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信用”。

　　1791年汉密尔顿从国会得到特许，成立了“美国第一银行”（美国中央银行的前身），从而为美国日后建立全球金融霸权，奠定了制度基础。对此，龙永图先生谈到：

　　“百年以来，美国都是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起码在表面上，一直倡导和秉持资本开放和自由原则。经过长期的实践经验，美国人对于资本的理解和控制，可谓是炉火纯青。尤其在金融创新方面，美国一直领先全球其他国家。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又使得美国经济如虎添翼”。

　　二、中美在企业发展层面的巨大差距

　　众所周知，企业是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细胞”，国家间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是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影。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冲破了两大制度的藩篱席卷世界。中国企业也在深入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飞速发展。

　　在1996-2020年福布斯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增加了30倍有余，营业收入更是增长了近200倍。现阶段，中国新增上榜企业与排名上升速度，已经都超越了美国。中国已然跃升为全球拥有大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尤以互联网企业发展最为迅猛。

　　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企业存在严重的“大而不强，泛而不精”的弊端。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严重不均衡。其中以能源、化工、金融、通信、建筑等为代表的大型国企，“一家独大”。高精尖制造业发展欠缺，信息技术虽发展迅猛，但基础核心领域力量薄弱（以芯片、光刻机为代表）。

　　就世界分工而言，即便中国的大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相对中低端的劣势地位。

　　具体来看，我国的能源化工（以“三桶油”为代表）、银行金融（以“四大行”为代表）企业上榜数量，占中国总上榜企业数量的25%，远高于美国的13%；

　　但在医药卫生领域，中国上榜的的制药企业仅有两家，而美国则有20家，占该行业全部上榜企业总数的53%，即便欧洲、日本、新加坡、巴西均等国的上榜企业数量，都高于我国；

　　在信息技术领域，这种差距就更为显著：中国上榜12家，但都是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业（以“某宝”为典型代表）为主。而美国上榜15家，涵盖了微软、IBM等，掌握核心科技的行业巨头。

　　第二，中国大型企业的地域分布严重失衡。“北上广深”等一线大都市“一家独大”，中西部的民营经济发展缓慢。

　　130余家上榜中国企业中，总部设在北京的有56家（绝大部分都是“国资委”直属的大型央企），上海、深圳、中国香港各7家，杭州4家，广州3家，其它城市均不可“望其项背”。

　　相比之下，全世界拥有“500强”企业最多的几个城市，分别为北京（56家）、东京（38家）、巴黎（18家）、纽约（15家）。总体而言，欧美国家的大企业，在全国较为分散，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自然更强一些。

　　第三，中国上榜企业，呈现出显著的“国企强民企弱”特点。国企上榜数量占中国企业上榜总数的68%，其中直属于“国资委”的企业有48家，归财政部管辖的有12家，归地方政府管辖的有27家。

　　其中，国有企业近十年平均年收入和利润额，分别为732.5亿美元和38亿美元，远高于民营企业。但上榜民营企业的利润率为6.5%。高于国有企业的4.8%。

　　再就行业分布情况看，国有企业主要把控着能源、电力、银行、矿产、工程等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于保险、计算机、互联网等新兴产业。

　　第四，中国大型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明显逊色于美国。上榜的中国企业的总利润和年平均利润，均不足美国的60%。

　　中国员工利润创造的平均值仅为美国的45%，净资产收益率相当于美国的66%。2012年中国上榜“500强”企业的平均雇员规模为18万人，人均创造财富34万美元，人均利润2万美元；

　　相比而言，美国同类型企业平均雇用员工13.9万人，人均创造财富56万美元，人均利润4.5万美元。即使在全球范围内看，我国企业的“造富能力”，也有待加强：2019年中国上榜企业平均利润为37亿美元，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3亿美元）。

　　正如当年国家某位领导人，在视察能源产业时，所谈到的：“中石油上市前有150万人大庆油田就有28万人，而埃克森公司全球只有12万人。你不减人，怎么同人家去竞争”？

　　在产业结构层面，我国上榜大企业的盈利重点，主要集中于具有政策优势及垄断地位的行业。例如，少数几个国有银行取得的利润，竟然占到了整个银行业的48.5%，其平均利润是其它企业的10倍，是美国银行业的1.5倍。

　　但非银行业平均利润，仅相当于美国的37%。信息技术与服务业，仅相当于美国的31.3%。对此，龙永图先生不无担忧地警告道：

　　“那种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观点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而且在一些领域成果显著。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更要看清自己同世界顶尖国家之间的客观差距”。

　　三、中美在高端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

　　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就包括军事实力、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和地缘优势。而在工业文明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

　　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包括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对尖端技术的研制、开发和应用能力，也包括科技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对此，龙永图先生一针见血地点明：

　　“高新科技，一直是美国最具有战略优势的领域。凭借着诱人的薪资水平、相关配套的、成熟的制度，美国能够源源不断地吸纳全世界优秀人才为其所用。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美国，资本聚集于此，科技创新源动力充足，人才济济，这才是美国能够获得持续的高科技技术的根本原因所在”。

　　具体来看，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数字技术”为例。整个20世纪几乎所有的数字领域关键技术，包括电子计算机、晶体管、集成电路、阿帕网、微处理器、移动电话、私人电脑、万维网等，都诞生于美国。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的数字信息科技继续引领全球风骚。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数字前沿技术发展指数”显示，美国、瑞士和英国分居前三位，我们中国仅居25位。

　　2020年全球综合实力最为强劲的15家半导体企业中，美国一国就独揽了8家，而我国仅有台湾省的“台积电”和“联发科”两家上榜。诚然，经过几十年的追赶超越，我们国家在数字科技创新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作为“后发国家”，我们依然和欧美国家差距巨大。

　　除了在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领域的差距外，我国在电子数字领域的“理念创新”，同样落后于美国。

　　例如，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人工智能”、“共享经济”、“数字政府”、“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核心理念，均由美国人首创。

　　在这些领域，我们国家对世界的贡献，也仅有“互联网＋”等少数几个概念。即便是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移动支付”的大繁荣，所依靠的更多也是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而非数字技术的创新。

　　在国际化程度领域，中美企业之间同样差距显著。美国的科技企业都是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化水平较高。美国企业平均有36.5%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其中科技行业国际收入占比最高，达到56.86%。

　　在美国的五大数字科技企业中，“苹果”、“脸书”（Facebook）和“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三家的国际收入占比均超过一半，微软接近一半，最低的亚马逊也有27%。即使一些新兴企业，国际化发展成就也是可圈可点。

　　比如，金融科技独角兽“Spoton”成立仅有4年，但业务已拓展到欧美亚三大洲。而我国的同类型企业的消费市场，则主要是中国国内。

　　在“十大互联网巨头企业”中，只有小米公司得的国际化战略做的比较成功，其2020年的国际营收占其总收入的50%，完全可以媲美美国同段位企业。但其它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则有些差强人意。

　　即便两大“魁首”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2020财年的国际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依然不过7%。

　　一众实力雄厚的高科技产业，再加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加州伯克利、加州理工、麻省理工、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等等，享誉世界的名校，共同构成了美国科技实力长期领先世界的支柱根基，这就是美国经济保持“衰而不败”的根本原因。

　　更为严重的事，拜登上台之后，一直狂妄地叫嚣着，要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脱钩”。2021年的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份所谓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该法案声称：“政府要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以全面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可以预见的是，中美两国未来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冲突，将会愈发激烈，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更是要做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准备，积极进取，为祖国的强盛与复兴，贡献智力支持。

　　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我党的坚强领导下，齐心奋斗了40余年。我们用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示了古老中华民族的勃勃生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但作为一个领土近千万平方公里，人口逾14亿的“复杂混合体”，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憾。

　　仅以经济发展程度分析，中国就是当今世界的“缩影”——我们既有可以比肩欧美“CBD”的北、上、广、深，也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情况类似的中西部诸省，甚至在一些边缘省份也不乏贫困落后地区。

　　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公民，我们国家在促进地域均衡发展，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人间奇迹”。但民族复兴的“千里征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成绩，更要正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继续埋头苦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四，结束语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前几年国内某“Top2”高校，一个知名学者搞出的“开创性”研究：“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

　　这位教授先生还在书中列举了许多证据——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的购买力是美国的1.15倍，世界第一；就科技水平而言，中国是美国的1.31倍，世界第一；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是美国的1.36倍，世界第一。

　　至于”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中国更是碾压美国。

　　这位老师论断的是非正误，我们暂且不论。但真正的爱国爱民，是要努力进取，为自己的民族增光添彩。很简单的道理：唯有踏实苦干，才能兴国安邦。而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积极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优秀民族。

　　在处理中美关系中，我们更是要做到知己知彼，冷静沉着。我们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不要受到国内外错误舆论导向的侵扰。只有充分认清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才能清晰确定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精准发力，事半功倍。

　　五、参考文献

　　[1]（美国）艾伦·格林斯潘、（美国）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束宇等译：《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2]张明、魏伟、陈骁：《五大增长极——双循环格局下的城市群与一体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冯旺舟、肖银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还是实现帕累托最优？——论习近平的国家利益观及其现实启示》，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4]杨光斌：《世界秩序正处于大变革之中，如何认识世界秩序，中国与世界关系史给人很多启示——重塑世界秩序观》，载《理论研究导报》，2021年第4期。

　　[5]王金波：《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2期。

　　[6]王树森、李钢：《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判断——基于《中国经济学人》调查问卷的分析》，载《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7]温嘉瑜：《中美两国湾区竞争力比较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的比较为例》，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外交学系，2020年6月。